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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犯罪中,未追究單位犯罪的刑事責任仍可以直接追究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
發布部門:審判管理辦公室   發布時間:2019-04-17   閱讀次數:6181

單位犯罪中,未追究單位犯罪的刑事責任仍可以直接追究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

——袁滿章合同詐騙案


 

關鍵詞

個人犯罪  單位犯罪  合同詐騙  刑事責任

 

    裁判要點

    中山市天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在已無履約能力的情況下,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被害單位茂名市振能基礎油有限公司財物共計人民幣5877037.40元,數額巨大;被告人袁滿章作為中山市天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該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應當對該單位的合同詐騙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中山市天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和袁滿章的行為均已構成合同詐騙罪。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五)項、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八十三條。

 

    案件索引

    一審:茂名市茂南區人民法院(2018)粵0902刑初121號刑事判決書(2018615日)。

    二審:茂名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粵09刑終355號刑事判決書(2018926日)。

 

    基本案情

    2008730日,被告人袁滿章出資80%、袁汝章出資20%注冊成立中山市天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富公司),20144月份,天富公司變更由被告人袁滿章全資經營,20152月初天富公司出現經營危機。20155月初,與茂名市振能基礎油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振能公司)素有生意往來的煙臺市牟平區留德潤滑油銷售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留德公司)的法人代表郭鋼福帶領天富公司副總經理何文杰來到茂名市,找到振能公司的法人代表譚曉東,稱天富公司要購買1000噸基礎油,于是譚曉東委派公司業務員梁鵬負責處理,經梁鵬與何文杰多次商討,確定《油品銷售合同》的主要條款:天富公司向振能公司購買基礎油150N的數量1000噸,價格6620/噸,總金額6620000元,并由郭鋼福所在的留德公司提供一張金額6620000元的商業承兌匯票作擔保。《油品銷售合同》于2015511日由振能公司法定代表人譚曉東和天富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滿章簽字生效。

    2015513日留德公司向振能公司出具一張6620000元的匯票。同月14日開始振能公司按合同約定發油品給天富公司,期間振能公司要求天富公司按合同約定,每次提貨后3天內以現金方式向振能公司支付該批次提貨金額的5%作為預付款,但天富公司以各種理由拒付。振能公司在68日發最后一車油品給天富公司后,為了減少經濟損失不再發貨給天富公司。之后,振能公司派梁鵬多次向天富公司追討貨款。直到20156月下旬,梁鵬去到天富公司所在地,發現天富公司被法院查封,被告人袁滿章也失去聯系,從而發現被天富公司詐騙了。隨后振能公司持留德公司的匯票到銀行兌現,被銀行告知該匯票的賬戶沒有現金支付。造成振能公司損失油品887.77噸,總金額5877037.40元的巨大經濟損失。

 

裁判結果

茂名市茂南區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五)項、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八十三條之規定,判決被告人袁滿章犯單位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

被告人袁滿章對一審判決不服,認為其行為不構成犯罪為由向茂名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茂名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袁滿章犯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原審法院在審理過程中,發現本案應認定為單位犯罪,已依法建議原公訴機關對天富公司補充起訴,在原公訴機關不同意補充起訴的情況下作出判決,對袁滿章的量刑亦符合法律規定。但本案雖然是單位合同詐騙犯罪,依照罪刑法定原則,無論對天富公司還是上訴人袁滿章均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原判決以單位合同詐騙罪對袁滿章定罪量刑,定性錯誤,應予糾正。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五)項、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八十三條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判決:一、撤銷廣東省茂名市茂南區人民法院(2018)粵0902刑初121號刑事判決。二、上訴人(原審被告人)袁滿章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

 

裁判理由

中山市天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在已無履約能力的情況下,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被害單位茂名市振能基礎油有限公司財物共計人民幣5877037.40元,數額巨大;被告人袁滿章作為中山市天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該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應當對該單位的合同詐騙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中山市天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和袁滿章的行為均已構成合同詐騙罪,依法均應予懲處。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袁滿章犯合同詐騙罪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公訴機關未對本案中中山市天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單位犯罪的情節進行認定,適用法律不當,應予糾正。茂名市茂南區人民法院在審理本案過程中,發現本案應當認定為單位犯罪,故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八十三條的規定,建議茂名市茂南區人民檢察院對中山市天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補充起訴,但茂名市茂南區人民檢察院不同意補充起訴,并要求本院按照現查明的事實進行判決。因此本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八十三條的規定,在人民檢察院仍以被告人袁滿章作為個人犯罪起訴的情況下,對被告人袁滿章按照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者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其刑事責任。

 

案例注解

如何區分單位犯罪與單位中的個人犯罪?單位犯罪首先是整體犯罪,同時單位犯罪又必須通過自然人來實施。作為單位組成人員的自然人,一方面具備單位人員身份,受制于單位意志,另一方面又是獨立的思想的個體,以實施獨立于單位之外的個人行為。這種雙重身份決定了作為單位組成人員的自然人在社會生活中的行為既可能是單位行為,也可能是個人行為。因此,如何判斷單位成員所實施的行為是單位行為還是個人行為,就成為司法實踐中認定犯罪行為是否屬于單位犯罪還是個人犯罪的關鍵。判斷某一行為是單位行為還是單位中的個人行為,可以結合以下四方面來加以評價:一、單位是否依法設立,是否真實存在。單位是依照有關法律設立,具備財產、名稱、場所、組織機構等承擔法律責任所需條件的組織。對于設立單位以犯罪為目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第二條規定“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構成犯罪的單位,既可以是具有法人資格的單位,也可以是不具備法人資格的單位。所以,《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規定“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實施犯罪行為的處理。以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的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亦歸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所有的,應認定為單位犯罪。不能因為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沒有可供執行罰金的財產,就不將其認定為單位犯罪,而按照個人犯罪處理”。二、犯罪行為是否屬于單位整體意志支配下實施的行為。單位犯罪是在單位意志支配下實施的,行為人行為是單位意志的體現,而個人犯罪完全是在其個人意志支配下實施的,體現的是其個人意志。單位意志一般由單位決策機構或者有權決策人員通過一定的決策程序來加以體現。未經單位集體研究決定或者單位負責人同意、決定的行為,一般不能認定為單位意志行為。三、犯罪非法所得的目的是否為單位謀取非法利益。在故意犯罪尤其是牟利型犯罪中,只有在為本單位謀取利益的情況下,才能認定為單位犯罪。如為單位謀取非法利益而走私,違法所得全部歸單位所有,即屬于單位行為,相反,即使以單位名義走私,但違法所得由參與人個人私分的,一般情況下應認定為自然人共同犯罪。四、犯罪行為是否以單位名義實施。一般情況下,單位犯罪要求以單位名義實施。“以單位名義”應作實質的理解。對于打著單位旗號,利用單位名義為個人謀利益而非為單位謀利益的不法行為,不能認定為單位犯罪。因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規定“盜用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由實施犯罪的個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關自然人犯罪的規定定罪處罰”。

本案中,根據公訴機關提供的在案證據首先要查明的是犯罪主體究竟是個人犯罪還是單位犯罪。區分單位犯罪還是個人犯罪的標準簡單而言是:首先,審查犯罪行為是以單位名義實施的,還是以個人名義實施的;其次,審查行為人設立單位的目的和主要日常經營活動是否具有合法性,也即設立單位目的是否為實施違法犯罪活動,單位設立后主要經營活動是否是違法犯罪行為;最后,單位該犯罪行為所取得的利益是否歸屬單位所有。單位作為合同詐騙的主體,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單位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對該單位在對外交往中的合同詐騙行為是明知的、默許的或指使的;二是非法所得歸單位所有或基本歸單位所有。本案中,中山市天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在本次犯罪之前早已依照法定的條件和程序注冊設立,被告人袁滿章是中山市天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唯一股東和法定代表人,依照法律程序辦理了實際出資手續,該公司在成立之后依照章程規定的營利宗旨在運轉,在經營中具有相對獨立的名義和法人人格,具備公司法要求的治理結構和承擔刑事責任的能力。被告人袁滿章在明知中山市天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經營不善的情況下,利用無法承兌的匯票制造具有履約能力的假象,誘使茂名市振能基礎油有限公司與之簽訂涉案合同,導致茂名市振能基礎油有限公司直接經濟損失人民幣5877037.40元,數額巨大;同時,根據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中山市天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在收取油品后是由被告人袁滿章個人占有該非法所得用于揮霍、從事非法經營活動、還債、個人生活開支及隱匿款項等事實,被告人袁滿章在本案中履行的是經授權的職務行為,因此上述合同詐騙行為符合單位犯罪構成要件,應當認定為中山市天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犯合同詐騙罪。

在審查認定為單位犯罪后,在檢察機關并沒有對單位提起公訴的情況下,法院該如何處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八十三條的規定:“對應當認定為單位犯罪的案件,人民檢察院只作為自然人犯罪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建議人民檢察院對犯罪單位補充起訴。人民檢察院仍以自然人犯罪起訴書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處理,按照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者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并援引刑法分則關于追究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刑事責任條款。”茂名市茂南區人民法院依照上述規定,建議茂名市茂南區人民檢察院對中山市天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補充起訴,但茂名市茂南區人民檢察院不同意補充起訴,并要求本院按照現查明的事實進行判決。根據不告不理原則,致使法院不能直接判決中山市天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承擔單位犯罪的刑事責任,但這并不妨礙法院對本案作為單位犯罪的認定,而且,對公訴機關指控的袁滿章也應以單位犯罪中的有關“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來追究刑事責任。

在檢察機關不同意對單位補充起訴的情況下,即法院在未追究單位犯罪的刑事責任是否仍可以直接追究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不告不理”是基本的訴訟原則,其基本含義是沒有起訴就不能審判。不告不理”的實質是以訴制審從而防止濫用審判權,保障公民合法權益,保障司法公正。因此,當人民法院在審判中發現未被起訴的單位構成犯罪時,不能直接對未起訴的單位判處刑罰。對檢察機關以自然人起訴的單位犯罪案件,如處于一審階段,人民法院應與檢察機關協商,建議檢察機關補充起訴。檢察機關不予補充起訴的,人民法院只能依法追究被起訴的自然人的責任,而不能直接追究單位的責任。依此精神,二審法院遇到上述情況,也就只能追究被起訴的自然人的刑事責任。對犯罪的單位,可建議檢察機關另行起訴。當單位未被起訴時,對起訴的自然人該如何定罪處刑?同樣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八十三條的規定:“對應當認定為單位犯罪的案件,人民檢察院只作為自然人犯罪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建議人民檢察院對犯罪單位補充起訴。人民檢察院仍以自然人犯罪起訴書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處理,按照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者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并援引刑法分則關于追究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刑事責任條款。”也就是說,對于被起訴的自然人,應根據庭審查明的事實,依法確定其是否屬于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只要被起訴的自然人具備一種身份,就應依法按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并應引用刑法分則關于單位犯罪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刑事責任的有關條款。

對于本案,茂南區人民檢察院認為袁滿章冒用單位之名進行合同詐騙,以個人犯罪起訴,茂南區人民法院建議檢察機關補充起訴,檢察機關未予認定單位犯罪并補充起訴,一審法院根據起訴的事實和庭審查明的證據、認定的事實,沒有追究單位犯罪的刑事責任,而僅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關于單位犯罪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刑事責任的規定,按單位犯合同詐騙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三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是正確的,二審法院對該事實也予以維持,但認為一審法院表述為袁滿章犯“單位合同詐騙罪”有誤,應認為定為袁滿章犯“合同詐騙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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